如何真正激活内需，特别是将巨大的消费潜能转化为现实增长动力，同时确保每一笔投资都能带来长期、可持续的效益，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2025年12月10日至11日在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这一部署精准切中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传统的投资驱动与出口拉动模式面临深刻调整，国内大市场的深度与韧性，日益成为决定未来增长空间的核心变量。如何真正激活内需，特别是将巨大的消费潜能转化为现实增长动力，同时确保每一笔投资都能带来长期、可持续的效益，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1月3日，2026“购在中国”暨新春消费季启动仪式在上海举行。图为市民游客在上海南京东路步行街上一家传统食品销售商店内选购。（新华社记者 方喆/摄）

　　随着发展阶段跃迁，尤其是人均GDP将迈上1.4万美元台阶，国民需求结构正发生根本性变化。对物质产品的边际需求增长逐步放缓，而对教育、医疗、养老、文化、体育、旅游等服务的需求呈现快速增长态势。需求侧的变革，必然要求供给体系和投资结构与之相适应。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提出“投资于人”的理念，2025年9月九部委联合发布促进服务消费的政策文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所谓“投资于人”，即围绕人的全面发展、生活品质提升和长期人力资本积累进行资源配置。这不仅直接关乎民生福祉，更是培育长期消费能力、塑造新增长动能的必然选择。

　　服务业是“投资于人”的主要载体。城市，特别是人口持续流入、规模更大的中心城市，将成为承载服务消费扩容升级、实现“投资于人”战略的主舞台。这要求我们在政策上系统性地消除阻碍服务业发展的各种壁垒，在资源上切实加大对民生服务领域的倾斜。

　　为了提高投资效益，必须将结构性改革贯穿始终。对于产能过剩领域，要坚定推进市场化出清，减少无效和低效供给；对于代表未来方向和人民需求的短板领域，则要勇于和善于进行“有效益的投资”。例如，投资普惠性托位、社区养老网络、全民健身场地、职业培训体系等，短期能创造就业、拉动相关产业，长期则能提升人力资本、缓解社会焦虑、释放消费意愿，其综合效益是深远而广泛的。

　　推动“投资于人”，在于多管齐下：一是优化既有财政资金结构，将部分低效、过剩的“物”的投资，转向有长期社会回报的公共服务领域。二是创新融资工具，在人口流入地探索发行与未来经济增长潜力挂钩的城镇化专项债券。三是广泛吸引社会资本，通过市场化机制弥补公共服务供给短板。四是对于教育等具有显著正外部性的投资，需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进行更合理的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以激励地方政府投入。

　　扩大内需并非简单的总量刺激，其核心在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特别是空间配置效率。当前经济面临的部分困境，根源在于生产要素的流动受到抑制，导致“空间错配”。

　　最典型的体现是“人地错配”。人口持续向少数优势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城市群和内陆地区省会城市集聚，这是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客观规律。然而，人口流入地长期面临住房、教育、医疗等供给不足的压力，推高了生活成本，抑制了消费潜力，也阻碍了人才安居乐业。反观部分人口增长缓慢甚至流出的地区，过去基于乐观预期进行的大量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已形成过剩产能与沉重债务负担。这种供需的时空失衡，造成了“有需求的地方缺供给，有供给的地方缺需求”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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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必须将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特别是户籍与土地制度改革，作为释放内需潜力的基础性工作，尊重人口和经济活动在优势地区集中的客观规律。这本质上是对“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理念的具体践行，核心在于让资本、土地等要素的配置与人的流动方向保持一致。这要求改革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关注人口吸纳、公共服务水平、居民生活质量等综合性、长期性指标，将投资引导至真正有需求、能产生持久效益的领域和空间，实现整体经济效益与居民福利的最大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释放服务消费潜力”。当前消费市场的结构性特征日益明显：传统实物消费增长进入平台期，而服务消费则展现出巨大增长潜能。2025年“双十一”购物节的相对平淡与节假日文旅市场的持续火热形成鲜明对比，即是明证。因此，扩大内需的主攻方向，应聚焦于释放服务消费潜力。

　　一是在认知上理顺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强调“制造强国”与发展高新制造业，绝不意味着抑制服务业。恰恰相反，现代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愈发依赖于研发、设计、品牌、供应链管理、数字赋能等生产性服务业。同时，蓬勃发展的文旅、教育、健康等生活性服务业，本身会创造对智能装备、数字终端、绿色建材等制造业产品的巨大需求。新兴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被统计为服务业的新兴产业，更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制造业和服务业是融合发展、相互赋能的关系。政策应致力于消除二者之间不必要的发展壁垒，构建协同共生的产业生态。

　　二是突破制约服务消费的瓶颈。第一，优化时间供给。服务消费需要闲暇时间。我国劳动者年均工作时间全球最长，带薪休假制度落实不充分，假期安排过于集中，这些都制约了服务消费的实现。应坚决落实劳动法，保障劳动者休息权，并推动假期安排的弹性化、分散化，为服务消费创造时间条件。第二，强化供给能力。我国在托育、养老、普惠性医疗、社区文化体育设施等领域存在显著短板。这不是没有需求，而是有效供给不足。加大这些领域的“软硬件”投资，本身就能创造需求、提升福祉。第三，创新政策工具。消费刺激政策应从主要补贴实物商品，转向更多针对文旅、体育、培训等服务领域，设计发放服务消费券，直接撬动潜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