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0年，香奈儿女士在巴黎开设了她的第一家店铺。她喜欢剪裁利落的套装，想要把女性从宫廷式、贵族式层层叠叠的服饰束缚中解放出来，她说男性穿什么，女性就应该穿什么——于是她参考骑马等运动，为女性设计了裤子，又把所有复杂的花边从衣服上全部剪掉，用粗呢针织打破了衣服的面料带来的阶级感，用珍珠在足够的利落中点缀了女性的性别气质——这样的香奈儿女士，在自己的传记式纪录片中直白了当的阐明：讨厌任何把女性和男性进行区分的服装、帽履和配饰。✧ 194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蒙田大道，克里斯汀·迪奥举行了他的首场时装秀，他对所有人说：“我们经历了战时年月，那个制服时代将女兵包裹得像拳击手。所以我要设计出花漾女子柔软的肩膀、丰满的胸部、紧塑的腰线与裙摆，一如盛放吐艳的花冠，去展示所有女性独特的性别气质。后人将迪奥的表达称之为「New Look」，其中之「新」，便是「新」在女性并不是一定要拥有「男性气质」或者「模仿男性穿着」，一种让女性重新与她们自身的性别特质产生链接的风格开始盛行。✧ 2024年，全球女性主义思潮广泛崛起的背景下，巴黎举办了一场全球奥运会史上，第一次男女性别比例完全相等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来自全球不同国家的各种女性运动员聚集在一处，她们有长发，有短发，有人妆容精致，有人素面朝天，有人有着发达的肌肉和健壮的身材，也有人曲线丰满而婀娜，有人漂亮，有人坚毅——女性运动员不再是大众传统印象中那种“像男性一样的女性”，她们就是女性本身。✧ 赛场上的郑钦文，裙角飞扬但肌肉线条分明，每一球都充满力量；赛场上的孙颖莎，短发利落，但每一球都能赢的现场无数的掌声，又换来对手的尊重和致敬；赛场上的江旻惠，穿上击剑服每一击都精准漂亮，脱下击剑服则笑容明媚大方；赛场上的王子露，一袭中国古典华服，将传统中国舞之柔美与艺术体操的力量相结合，一举一动尽是妩媚动人——有气步枪运动员黄雨婷，可爱的发卡与沉着冷静毫不冲突；举重运动员罗诗芳，诠释了力量与坚毅；100米栏运动员吴艳妮，带着一身嘲讽与谩骂在赛场上义无返顾地往前跑，在死亡之组不管不顾的往前爬跑，即使没有拿下奖牌，也跑出了自己和中国该项目最好的成绩。✧ 赛场上的女运动员，场边的女裁判、穿运动鞋和裤装比赛的女运动员，这些「常态」，这些「本来就这样」的现象，是从1900年一直到2024年的128年时间里，由一个又一个赛场上女性创造的——写作history的历史永远着眼于男性，但在奥运会女子铁人三项的赛场上，解说员于嘉老师在最后运动员竭力冲向终点后说道：。只要你全程看过这场比赛就一定能认同，今后形容姑娘们的词汇不光是年轻漂亮，还有勇敢、自信、强健。没有理由去限制女孩子必须干什么，应该从事什么，她们的生活，她们对梦想的追求应该是百花齐放的

　　西蒙娜·波伏瓦的传记《成为波伏娃》中，作者凯特·柯克帕特里克用了不少笔墨来描述波伏瓦对自己女性身份的矛盾认知，书中写道：“波伏瓦一直以来都面临着是自己陷入两难的各种期待中，作为一个女性，她希望获得成功就必须受到领好的教育并有所成就，但同时受教育程度又不能太高，更不能太有成就，不然就无法像社会所期待的女性角色那样拥有一个好的丈夫，成为一个好的家庭主妇。”

　　波伏瓦在这种两难的选择中摸索着前进。一方面，她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这些教育让她成为少数可以出入于男性的场合甚至男人的世界，她可以像个「男人」那样讨论哲学、艺术、文学，在学校中人们会称呼她为“先生”，她在赢得了男性尊重的同时也讥讽过那些经济无能、思想贫乏的女人，说他们完全可以独立于男人。但另一方面，她也意识到了自己只有放弃自己属于「女性」的部分，把自己活得像「男性」一样：不可以柔软、富有感情、只可以强硬和固执，才能拥有和男性一样的权利。

　　所以波伏瓦意识到，男性尊重她，实际上尊重的是她的「男性气质」，而不是「作为女性的她」或者是「波伏瓦这个人」——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是与萨特的关系，还是在巴黎的工作，波伏瓦都在压抑属于自己的女性天性，用一种属于男性的方式来获取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反过来，当她拥有了「男性气质」之后，男性也就不再将她看作是「女性」，也不会愿意和她缔结性别、婚姻等关系。这样的矛盾在波伏娃看来是一种性别的社会化——“女性（woman）”一词不仅指生物学范畴，更重要的是指社会范畴。要被认为是社会范畴的一员，仅仅出生为女性是不够的。还需要在特定的时间和场所获得被认为适合女性的行为模式。

　　所以在《第二性》一开篇，波伏瓦就写：“一个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她是被社会造就成女人的。”

　　社会造就的不是「女性」，而是「女性的性别气质」。女性不仅仅是一种生理性别，而是一种社会性别，是一种“形容词“和”代名词”。

　　正是因为「性别气质」不仅和生理性别有关，还和人在特定场合的行为，以及社会对某种性别的约束有关，故而无论是男性气质还是女性气质，本质上都是一种「社会建构」。只不过在社会建构的过程中，因为“父权”社会的影响，建构出的男性气质要比女性气质积极、正面的多。

　　波伏瓦从从语言符号角度解释了男性这一表达代表着诸多积极、中性的术语，而女性则代表负面消极的。于是，在特定的性别符号的表达下，也在社会的权力分配之下，男性气质是积极、自信、理性、坚强和勇敢的；女性气质是被动、顺从、情感、软弱和需要保护的——鼓励女性培养的品质正是被用来正当化她们低劣的社会地位现状的，并由此强调了女性对男性的依附作用，女性的第二性恰恰在于其必须依附于男性，才能立足于这个社会。

　　也正是沿此固有的、父权化的社会逻辑，从过去一直到现在的社会结构依然「男性是主导性别」的父权社会，在此视角下男性气质是一种主导性的气质，女性气质是一种依附性的气质。在凯特·曼恩教授的《厌女的逻辑》一书中，他明确的指出：性别的差异，以及由差异所形成的性别歧视是支持父权社会关系的意识形态，当该体系面临威胁时，厌女症就会强化这种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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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野千鹤子也非常明确的指出，男权社会与厌女是相伴而生的。在性别二元制的性别秩序里，深植于核心位置的，便是厌女症。在这个秩序之下，无论男人女人，无人能逃离厌女症的笼罩。厌女症弥漫在这个秩序体制之中，如同物体的重力一般，因为太理所当然而使人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 不过，厌女症的表现形式在男女身上并不对称——在男人身上表现为“女性蔑视”，在女人身上则表现为“自我厌恶”。

　　具体而言，女性的自我厌恶，体现为对自身性别气质中的“弱势”“依附”性的厌恶，而男性的“女性蔑视”，则不仅是对女性的“弱势”和“第二性”的厌恶，也是对一切可能动摇男性“第一性”，可能会威胁到父权社会的、呈现在女性身上的部分“男性特质”的厌恶。

　　所以女性的厌女，常常表现在对某些弱势女性，如白幼瘦、男性讨好审美、“绿茶”、“媚男”的厌恶；而男性的厌女，大多是厌恶“女强人”、“女海王”、“女运动员”等具有典型男性气质的女性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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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厌女同时存在的，是媚男。就和对女性气质的厌恶是一样的，“媚男”这一行为所崇拜的，也是“男性气质”。

　　但这一切，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在女性运动员的身上，正在被重新解构，也在被重新融合——性别气质的融合。

　　在传统的社会体系，也在上述所探讨的父权制社会之中，女性运动员就像波伏瓦曾经的自我认知一样，是社会之中“像男性的女性”，虽然大部分是处于训练的需要，但不少女性运动员的“短发”和“简单的运动服”打扮也在不断描摹她们身上的“男性气质”而不是女性气质。但这种二元对立的、确切的性别气质划分在当前非常多女性运动员身上正在逐步趋于模糊：比如体操运动员王子露，她有着属于女性气质中的柔美，当然也有着属于男性气质中的“力量”和“矫健”；比如击剑运动员江旻惠，她有作为运动员足够稳重且一击即中的“霸气”表达，但她有具有女性的柔美、温婉和明媚的一面；再比如争议颇多的100米跨栏运动员吴艳妮，她不断放大着她的女性气质，化妆、面对镜头摆出各种造型，但她也在赛场上强化着她的男性气质，奔跑、爆发、力量等等。某种意义上，女性运动员正在创造一种独特的“性别融合”。这种融合是对社会建构的“性别气质“的解构，是对传统第一性和第二性之差异的动摇，对“社会性别”的模糊，也是对处于不平等地位的男性与女性两种性别的再讨论。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融合式”的表达正在竞技体育的比赛场上，被金牌、被荣誉“加冕”和“确认”。奥林匹克运动会为这层性别融合创造了独特的“仪式传播”契机。毕竟，在詹姆斯·凯瑞的观点里，传播是在符号传递中使现实得到维系、修正与改造的过程，传播不仅能够催生文化体系的持续繁衍，更可以深入构建民族历史、社会规范与个人行为标准，且传播的“仪式性”也能使进入仪式中的角色都能够被编织进社会文化、思想与秩序中。体育竞技、赛场、女性运动员正在编织新的性别叙事。因此，女性运动员越是耀眼，越是高调，就越会打破社会中固有的「女性就应该是xx」的性别认知，就越是会让所有的女性，以及所有的人清楚的意识到：柔美是女性、明媚是女性、坚毅是女性、自信是女性、力量是女性、温和是女性，一切都是女性的样貌。“不要做德·波伏瓦小姐，要做你自己。不要去追逐外界强加给你的目标，不要去盲从既定的社会结构。”百余年前的巴黎，波伏瓦如此写道。百余年后的巴黎，所有女性运动员如此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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